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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业化概念的提出 数十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最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这就是“硅谷”。对这一成功的案例，有人提出了“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之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大学等，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开辟了一些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如新型材料的运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这就是教育产业化的由来。教育产业化强调了教育与产业（比如工业）的挂钩，是教学的知识成果与产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之间的互相拉动。好像生物的互利共生一样，相得益彰。教育产业化在运作过程上体现了教育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应面向市场，教育也要进行投入产出分析，对教育成本进行严格的核算。为此，就必须对国家统包统管的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教育的投资主体多元化，使学校真正成为自主管理、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教育产业化的目的是提高教育活动的效率。
当前，对于教育能不能产业化，哪些内容的教育可以产业化，目前该不该提“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提“教育产业化”比较恰当？教育经济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端，甚至根本相悖。这说明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关系的关注。因为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即公益性，这是教育的本质属性，从而决定了教育事业的本质是社会公益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对这一性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把学校同企业等同起来。但“为教育服务的产业可以按产业来经营，如学校后勤可吸收社会投入，由社会经营，走产业发展之路。同时，教育还可以带动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拉动投资和消费需求。[①]”教育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是属于微观经济细胞（企业）与宏观经济单位（国民经济）之间的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从生产到流通、服务以至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的总称。如果从行业划分的角度称教育产业是说得通的，教育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因为教育基本上是在有形物质财富生产活动之上的无形财富的生产部门；如果把教育或学校视为物质生产部门、经济实体、企业或企业集团，从这一角度提教育产业是不确切的。因此，教育既具有产业性，又具有公益事业性，或称半产业性、半公益事业性，或称准公益性、准产业性。[②]”
一、新加坡教育产业现状
目前，新加坡教育产业的经济总产值约为37亿新元，占GDP3.6%，比澳大利亚（5.5%）和英国（5.6%）相对较低。在新加坡，约有47000人在1800家教育机构中提供服务，在各类公立及私立教育机构中约有70000名来自60多个国家学生接受新加坡教育，其中大多数在此接受大学以上教育及商科教育等。2002年9月，新加坡教育发展工作组发布了总报告《发展新加坡的教育产业》和分报告《促进教育产业的增长》，具体分析了新加坡在发展教育产业及致力于成为全球知名教育中心的过程中已具备的优势和弱势：优势——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教育质量声名卓著；商业环境较为诱人；社会环境良好。弱势——对私立教育部门的关注不够；其他诸如土地及建筑成本高、可承受价住宅相对短缺以及学生签证申办手续繁杂等不利因素潜在地阻碍了教育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1986年，在外贸部部长李显龙（Lee Hsien Loong）的领导下，新加坡经济委员会把教育产业作为未来新加坡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给予了更多的重视。1998年，经济发展委员会开始着手一个10年计划：10年间吸引10所世界知名大学落户新加坡。1998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加坡分校建立，2000年，INSEAD投资了600万美元在新加坡建立分校。同时，美国顶尖商学院-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也在新加坡建立了一个永久性分校，并颁发和授予MBA学位。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和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合作建立了亚太后勤学院。国立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MIT)以及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建立了合作关系。南洋理工大学（NTU）先后与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国高等电子技术工程师学院，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瑞士圣加伦大学，挪威管理学院，瑞典林克平大学，韩国高等理工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国家和地区的300多所学府建立合作关系和中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30多所大学建立了结成伙伴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