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市长班”启示

启示一：民主的科学的法律的制度的决策程序

“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从某种程度上分析，有些相似于“空城计”。虽是锦襄妙计，但毕竟是一险招，石头也有松动不稳的时候。只有不得已而用之。因此，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决策过程。新加坡政府，在做一件事之前，就有一套完备的制度措施跟上，充分反映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水平。管理到位，办法超前，未雨绸缪，广泛参与。去年，新加坡政府决定 2009年兴建两个包括赌场在内的综合旅游度假村。政府制定出《赌场管制法（草案）》并公布让全民讨论。中国“市长班”的学员参于了从辩论到决策的全过程，上课时拿这个案例来讨论。草案中规定中防止可能出现滥赌的许多措施。新加坡的政府管理是精英决策、民众参于式的民主管理，使决策在较高水准基础上充分反映和尊重民意，这不仅使政策更正确，而且使政策更好地执行，人民了解政策，从而会更自觉维护和服从。这种管理才会真正有效的。

回想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做出决策时，常常事先没有法律对策，没有有效的预防措施，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看似果断，实则草率。往往事后问题暴露一大堆，也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结果是你推来我推去，久拖不决，使小问题变成中问题，中问题再不解决也就变成了大问题，事情闹大了，包不住了，也不再是你我能解决了的，自然有更高的部门来收拾残局了。像地方违规开采的小矿山、小煤窑，都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但由于眼前利益、地方保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彼此心知肚明。炮声一响，黄金万两。冒冒风险自然也是值得的。为什么政府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事情却总有人在冒犯？为什么一些本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却成为我们现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总要等到“问题”出现了，才急匆匆去研究对策？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在“问题”面前，感到束手无策，最终让上级部门来收拾残局？答案是肯定有的也是十分明确的——民主的科学的法律的制度的决策程序。

新加坡政府很相信精英的决策，但政府的决策都交人民讨论，向人民作出解释。李光耀不但要求政府部长有决策能力，而且要有公开解释政策的能力。可见新加坡政是非常公开和透明的。只要涉及人民的利益大事，做出重大决策时都经过公开辩论，听取民意，并根据民意做出调整。

启示二：惩治贪污，措施有力；廉洁为民，高效政府

治贪措施：减少贪污机会和提高贪污受贿的代价。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视各级文官的道德自律，认为，这是保护各级文官的重要措施。每位文官任职时必须写宣誓书，记录道德日记。政府给每一位文官下发日记本，记录本人的各项活动，主管单位的常任秘书定期核查其记载的内容，如果发现所记内容有问题，立即送交贪污调查局核实。在每年年终，各级文官都要填表申报自己和配偶的全部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产、贵重首饰、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及负债情况。如有增长必须说明来源，如无法说明，即以贪污论处。如果负债超过三个月薪水的人，也将受到上级询问。此外，新加坡政府不断改善公务员的薪俸和工作待遇，实行丰以养廉，努力把贪污需要降至最低程度。 1981年，国内税务署研究及统计组对 3万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与收入情况，进行一项调查，发现在私人大企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收入，比在行政机构的大学生毕业收入高出 42％。同时，公共服务司提供的数字显示，许多高级文官离开了行政机构，转入私人企业担任待遇更优厚的职位。仅从 1978— 1981年，有 8名超级行政官员和 67名属于较高级的行政官员辞职，离开政府机构。为此，政府隧于 1982年 4月再次调整行政服务人员和其它行政专服人员的薪水。以缩小他们同私人机构中高级职员之间的收入差距。现在，在世界公务员队伍中，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已经跨入最高行列。如下表。

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中央公积金制度 ,特别是为公务员提供了甚为丰富的退休金。每月个人出资 20%，政府出资 13%，存入公务员个人公积金账户，工龄愈长，公积金愈多。若任内一切顺利，没有出现贪污受贿或其他渎职违法行为，凭借这些公积金与退休金，他们可以保证自己及家人一生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在新加坡，公务员是个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但是，高福利伴随着高要求。一生衣食无忧的前提是一生的勤政廉洁。国家对等待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的错误， 惩罚也是相当严厉的。

 资料来源 :《 New singapore》 2003年。年薪包括花红及其他津贴。

倘若出现违反国家法律和公务员准则的行为。他们心定被开除公职或判刑，公积金和退休金也就一笔勾销。因此，新加坡的公务员一般都特别珍惜自己的工作，勤政清廉，绝少愿冒贪污受贿而被开除或取消养老保证金的风险。薪金的调整提高还起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李光耀曾经说：“要部长们当清官，就得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报酬，不必贪污也能过得合乎其身份和地位”。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使政府官员对待腐败的心态是“四不”，即不必去贪，因为已经有优厚的待遇和生活保障；不想去贪，因为获得这个地位很不容易，加之崇尚廉洁和自律的道德修养；不敢去贪，因为有很严厉的制裁措施；不能去贪，因为有一套严格健全的防贪制度。

中国的腐败官员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享乐型。追求超级生活，房子大，汽车大，饭桌大，明妻暗妾，二奶情妇，前呼后拥，肆意挥霍，尽情享受。若问钱从哪里来，手中权力最大化。一任接一任，前赴后继，勇往直前，英勇就义。二是赖汉型。当官前，勤勤恳恳，跑前跑后，笑容可掬；当官后，深居简出，秘书当政，无所事事。三是虚荣型，这类官员明一套暗一套，性情浮躁，满腹牢骚，贡献大，官职小，吃亏多。四是防老型，这部分官员往往在职期间难以捞着实惠，且收入偏低、福利待遇偏低，冥思苦想，好为退休以后捞些积蓄。中国的“ 59岁现象”。试想，我国政府在惩治贪官员污腐败方面，管理部门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从中央到地方纪委监察局，公检法司，条条管理，垂直领导，你有我有全都有。从管理制度上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从办法措施上看，经验交流，奇招不断；从惩治手段来看，出手准狠，决不手软。但中国贪官之所以敢冒风险，与虎谋皮，屡禁不止。主要是管理机制不协调，管理预防措施不到位，管理目标流于形式，管理人员中有的素质不高、律已较差，内松外严，人浮于事现象严重，管理手段单一化，过于强调惩治，缺少人文关怀和以丰养廉主张。等等。都是产生腐败的因素。根据新加坡的经验，中国政府在加大治理腐败的同时，一方面应健全机制、理顺体制、措施有力、管理有效、公开透明、严格考评、广泛参与、决策民主。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官员的工资待遇，实行以丰养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