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母墓前的N个思考

赵新芳

（一）

当代国人到浙江溪口，一般是慕蒋介石之名而去的，因为那里是蒋的故居。那里不仅产生了一代枭雄蒋介石，还生成了近代史上许多和他有关的政治的、家庭的、婚姻的等诸多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故事。但是真正到了溪口，却发现这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不仅仅是溪口一地和蒋介石一人，而是一个涵盖浙东地区、厚长的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的历史链条，蒋和他的故地只是这个链条上一个小小的点。进而又会感觉到，这里的山水不是单单因蒋介石而名，而是透灵的山水孕育了蒋介石及其他的家族。

浙江是个多山的省份，除了杭嘉湖很小一部分的平原之外，几乎都是山地，而且这里的山地不像北方诸省如河北、山西那样，只有如太行、吕梁那样的一两条主山脉组成，简单、雄伟而粗框。而是形成了众多独立且复杂的小山脉，如天目山、龙门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大盘山、雁荡山、仙霞岭等，个性迥异而清秀。这里的山又集南北方优势之大成，既有北方的鲜明四季又有南方的潮湿与多雨，因而河流众多且发育丰沛，植物繁杂且茂盛葱郁。而蒋介石的故居溪口镇就座落于四明山脉最著名的雪窦山峰之下，并且有汇集天台、会稽、四明诸山脉之源的剡溪穿镇而过，不仅凤光十分优美，而且集中体现了道家的“风水”学说。

由于四明山处于浙东，近宁波、邻普陀、接杭州，不仅道教、佛教文化兴盛，而且历代文人骚客常驻留于此，遗留下众多的词赋墨宝，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又在此基础上平添了许多皇家独有的政治色彩，使得这种颇具南方特点的文化又大气、高贵了许多。蒋介石其人就是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下成长发展起来的。

（二）

人们到溪口一般有三个标志性的看点，即蒋氏故居、蒋母墓、妙高台别墅。按说蒋母墓是不应该和其他诸项相提并论的，尤其是在浓重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封建文化氛围中。但是，蒋母墓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其显赫的位置、迷离的传说、不尽的猜测而独领风骚，在以蒋氏家族为核心的溪口景区又独占鳌头。单从蒋母墓所在位置就可看出当年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现在如果驱车从宁波去溪口，走宁新（新昌）公路，穿过溪口镇看到的第一个景点就是蒋母墓，顺着墓道拾级而上，不仅有“下轿（马）亭”、“八角亭”等只有皇亲贵族墓葬才能享用到的高贵建筑，而且两旁还遍植松柏，高大挺拔，蔚为壮观。据说当年蒋介石为了母亲“可葬甲子穴”的遗愿，曾不惜重金普招广东、江西著名风水先生来溪口为母择坟地。最后选在上白岩山上的鱼鳞岱。整个鱼鳞岱全峰如坐着的弥勒佛（即布袋和尚，奉化岳林寺出家），而蒋母墓地就在弥勒佛的肚脐眼上。当年的风水先生是这样给蒋介石解释的：从武岭鸟瞰鱼鳞岱如弥勒佛打坐，从弥勒佛肚脐眼仰视，东边山岱如状元拉马看榜，俯视山下，田禾一片金黄，再往前就是炊烟袅袅的溪口镇了，犹如不绝的香火，在此筑居，下代必能兴旺，先生还能高官厚禄！如此这般，蒋介石哪能不心满意足呢？更为巧合的是此地正和武陵脚下蒋介石父亲墓地遥遥相望，以此还了却了蒋介石恐母长眠于此难耐寂寞的担心。

（三）

由蒋母葬“甲子穴”又联想到有着清朝国母称号的孝庄皇太后，她为了大清国统一天下，曾经辅佐、培育了儿孙（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其间还忍辱负重，下嫁摄政王多尔衮。死后留遗训葬于清东陵宫墙之外的昭西陵，也类似于蒋母的“甲子穴”。蒋母虽不能和孝庄皇太后相提并论，但也命运多桀、一生坎坷，为了培育儿子蒋介石，也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至。她曾由父母做主十八岁时嫁给一珠宝商为妻，但不久丈夫就患病身亡。他回到娘家，母老弟幼，生活艰辛，悲悯身世，无可奈何出了家。之后又经人介绍再次嫁给大于自己二十二岁的玉泰盐铺老板蒋明火（蒋介石之父），可就在蒋介石不满九岁时，蒋明火又患时疫病亡。此后十几年，蒋母几乎把所有身心、智慧、财力都投放到儿子蒋介石身上，他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儿子始终是恩威并施，严爱有加。直到临终，还嘱咐蒋介石“我死后可葬甲子穴，不必惊动汝父”。这样做，一方面满足了她一生不屈人下的个性（因蒋母王采玉系蒋父蒋明火第三房妻子，另葬就回避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也给足了儿子“作人”的面子，为儿子之后的“尽孝”乃至“尽忠”留下了不尽的“空间”，埋下了莫大的伏笔。

（四）

从现代的视角看，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真可谓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不仅有着传统中国女性的美德，而且还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反叛精神，聪明、美丽、倔强、勤奋、坚强。她不仅哺育了蒋介石，而且还用自己的价值观不时地“规范”着蒋介石，她似乎就是为了儿子蒋介石而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次婚姻失败后，她对生活已经心灰意冷，因而出家当尼姑，但当她的堂兄王贤东断定她再嫁后“必生贵子”时，就毅然决然地的“入了俗”，又毫无顾忌地嫁给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老商人。在儿子尚未成人时，丈夫这个“大靠山”倏然坍塌，她又坚定不移地挑起家庭主人的重担。为了协调家庭关系，保证嫡子的正常成长，她又委曲求全，在分家时把最重要家资——盐铺商号分给庶长子蒋介卿。在儿子蒋介石的婚姻问题上，她的“要强”、“爱面子”的个性又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向儿子最喜爱的表妹毛阿春求婚失败后，她又几经斡旋在毛阿春所在村庄为儿子物色婚配，并且大获成功，不仅成全了儿子的婚姻，还把自己的小“聪明”发挥到极致。王采玉教育儿子蒋介石，不仅很得方，很有耐心，而且还很有前瞻性，渗透中有引导，干涉中有顺从，威严中有柔爱，因时、因事、因地、因年龄制宜。蒋介石因不满科举制度中的作弊行为，对难得的三年一次的童试“丢笔罢考”，回家后先是遭到母亲的斥责，但很快又得到母亲的安慰；得知儿子要到洋学堂学外语，母亲开始时是质疑“学外语有什么用？你又不去外国。”但听到儿子“学外语可以和外国人打交道、赚大钱”的辩解后，就欣然同意；就是在儿子重大的涉及前途命运的大事大非上，她也是“顺水推舟”，该妥协就妥协，蒋介石执意到日本留学，一直瞒着母亲说是“学科技”，实则是“学军事”，直至到后来报考保定陆军学校才得以彻底暴露，蒋母王采玉知道消息后先是“震怒”，但很快就“喜颜于色”，给予最大支持。就是从王采玉的临终遗嘱，也可看出她的大智慧。她的遗嘱概括起来大致有四条，即：死后葬甲子穴，不惊动汝父；腾出房子办学校，让溪口的儿童有个读书的地方；对生前帮助过的亲朋好友不能忘恩负义；在普陀百步沙修个亭子。因为王采玉深知自己的儿子日后肯定要“发大迹”，而“发大迹”是需要用“德”和“善”来作铺垫的。

（五）

蒋介石很快就圆满地实现了母亲的四大遗愿，即葬母亲于“甲子穴”；在溪口建学校；在普陀修“慈云亭”；不断地重金回报有恩的亲朋好友，还从不间断对这些人的重用提携，以致衍生出的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的“嫡系”“旁系”之分，到后期竟生成为一种“顽疾”而难以根除。尤其在母亲的“死”上，蒋介石大做特做文章，而且极尽表现、张扬、奢侈之能事。为了表达失母的悲伤，蒋介石口述其母王采玉生平、经历、秉性、生儿育女和家庭有关情况，请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题写，并刻碑立于蒋母“墓庐”之内。蒋介石还亲写《哭母文》，字里行间融入了她对母亲的敬慕和死别哀痛之情。同时，她又反思了往昔的顽劣与过失。碑文由谭延闿题写，刻于“墓庐”中方右壁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借母煽情”，不仅使孙中山先生为其母墓题写“蒋母墓道”“蒋母之墓”几个显赫大字，还感动得孙先生亲自撰写《祭蒋太夫人文》一文，并由谭延闿再次题写碑文，刻在“墓庐”正面。这一举动不仅拉近了蒋介石和孙中山的距离，为孙中山信任蒋介石增加了感情筹码，而且还向世人宣示了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关系，同时，还给蒋的“嫡系”们以激励，给“旁系”们以震慑。真可谓“一石几鸟”，政治作用大矣！也许是因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感动和助推，在当时，蒋母的去世几乎撼动了整个国民党朝野，许多高级将领亲临祭奠，众多元老级的人物发来唁电、唁函。由此不难看出这样一个现象，即死者的身份地位与治丧规模、规格极不匹配，其怪异行为堪称近现代历史之最。忠也？孝也？亲情也？政治也？只有让世人去评说，也只有让历史去甄别。

（六）

由此还不难看出，蒋介石以母亲的死为临界点，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尽管有许多虚伪，许多假象，他还是有着传统的家庭观念的，能勉强维持着母亲给他苦心编制和经营的那个家。或者说他虽然已成为一个“政治人”，但从没有脱离传统家庭背景。之后，他就彻底抛弃了这种虚伪和假象，政治野心开始得到赤裸裸的渲泄和膨胀，即便还存有一些传统的家庭元素，但完全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比如，蒋介石一九零九年七月从日本归来，奉孙中山之名在上海组织革命活动。其间，曾把母亲和原配夫人毛福梅请到上海小聚。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成了一个留洋归来的革命者，无论是思想和行为和原配夫人已经有了很大的隔阂，且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稍有不慎，他就会对毛福梅拳脚相加，每每如此，其母都会对蒋介石大加斥责，有时还以死相要挟，这样才不使蒋介石过分“出格”。可是，就在蒋介石将母亲完葬不久，就在其母在丰镐房自设的佛堂里，蒋介石一纸“休书”将已是蒋经国之母的原配毛福梅和已是蒋纬国养母的小妾姚怡诚双双休掉。伴着一双妇孺绕膝的嚎啕大哭，他毫无怜悯之意，却如是大声朗读着：“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生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欲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

众所周知，之后不久，蒋介石就和宋氏家族联姻，和宋美龄结合，走上了一条“政治姻缘”的全新之路。

（七）

从蒋母去世到蒋介石败出大陆，蒋在大陆的三十多年政治生涯中，一共有三次“下野”，而每次“下野”，他都必回溪口老家，而每次溪口之行，必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拜谒母亲陵墓，而每次拜谒都是声势浩大。蒋在溪口的下榻处大致为三个地方，即丰镐房、妙高台、蒋母墓庐。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墓庐”，完全已被“政治”化了，简直就是蒋介石的“功德房”，其间不仅布满大大小小蒋介石本人及大批国民党高官们对蒋母赞扬称颂之碑文，而且还不乏蒋介石本人的“革命功绩”铭记，其中最显赫的就是1929年12月23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给蒋介石文，即《慰劳中央执行委员将总司令文》，字里行间渗透着对蒋介石压平各路军阀的颂扬，这可能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因而他把此文一字不漏地刻在其母墓庐房内左壁最显要的位置上。每到蒋介石政治最失意之时，他往往就住在墓庐。尤其是1949年1月的第三次“下野”，是在内外夹击的形势下不得已而为之，因而，蒋介石名为下野，实际上仍在暗中操控着军政形势，他虽然名义上隐居溪口，却在居住的墓庐架设了七部电台，军务局长俞济时侍奉左右，随时操纵着局面。而前来请示“总裁面谕”的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仍络绎不绝。当时的溪口已成为事实上的“陪都”，而蒋母墓庐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指挥中心”。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奉化溪口不仅孕育了蒋介石，又始终是蒋介石一生的“精神港湾”。得意时，他在这里闲庭信步；失意时，又在这里避风蓄势。而蒋母又如这个港湾深处不息的灯火，时时温暖、激励着那个终生和来世都为之魂牵梦绕的儿子。

2010-5-9晚草于内丘“豹子口度假村”

2010-5-13二稿于宁纺宾馆